学勇兄足下：
上次你在电话里说看到我在《博览群书》以及南北几家报纸副刊上发表的学术随笔，谬加赞许，鼓励多写，这后一点甚合我意。致力于此，慢慢争取形成规模，乃是我退休后的野心之一；可惜不容易写得自己满意，总有些学院派的流毒没有彻底肃清――腰肢尚板，面肌仍硬，许多就题发挥的话没有说透，总之，
还有一个野心是大写轻性论文，也争取慢慢形成规模。近年来在《文史知识》、《古典文学知识》、《鲁迅研究月刊》、《新文学史料》等处发表的一些长长短短的零星文章属于此类。我看你不少关于现代女作家的考辨论述且已成书数种者，也属于此类。篇幅不甚长，不安排什么参考文献和边注，单刀直入地来讲自己的研究心得，文字也比较自由――但不能自由到随笔的份儿上，这就是我心目中的轻性论文。
区分学术随笔与轻性论文，是根据鲁迅的意见。现在人们往往将鲁迅的文学创作（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、《野草》、《朝花夕拾》、《故事新编》）和学术著作（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、《汉文学史纲要》）以外的文章统统称之为“杂文”。其实这个办法未必妥当，可惜积非成是，恐怕已经不容易改变了。鲁迅本人曾经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过“杂文”一词。从广义来说，“杂文”是编年体文集中的各种文章，不管其文体如何，夹杂地编在一起。在这样的意义上，“杂文”是一个集合的概念，而非文体的一种，也不能用来指某一篇具体的作品。二是文体意义上的“杂文”，其中又可以细分为杂感、随笔和轻性论文三种小的类别。由于这三者之中杂感最为多见，有时也就直接称之为“杂文”――这是狭义的“杂文”。
在文体的意义上，现在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是鲁迅的随笔（其中自然包括学术随笔）和轻性论文。鲁迅在提到《坟》这本集子的时候，自称其中是“论文和随笔”（《三闲集・鲁迅译著书目》）；他又说《二心集》中也有论文――这些就是所谓“轻性论文”，亦即比较灵动、可读性比较好、有别于学院派（或称学报体）的那种论文；而《热风》、《华盖集》、《华盖集续编》、《而已集》、《三闲集》等，他自称为杂感集。《三闲集・序言》写道：“我的第四本杂感《而已集》的出版，算起来已在四年之前了。去年春天，就有朋友催促我编此后的杂感。”这种提法，就是把《坟》那种纳收轻性论文和随笔的集子排除在外的。
所谓“轻性论文”正是鲁迅自己的说法，他在1933年11月12日致杜衡的信中说：“轻性的论文实在比做引经据典的论文难，我于评论素无修养，又因病而被医生禁多看书者已半年，实在怕敢动笔。”学院派论文是非要引经据典不可的，有些甚至全靠各路引文支撑着，从中可以见学问，却未必就有思想，也未必有意思。从当下的风气看去，此种不大有个性的论文如想抄袭，比较容易，如果懂得上网下载，更是只要费一点吹灰之力即可。学术界反抄袭如果没有体育界反兴奋剂那样的力度，“文章一大抄”的歪风只怕要愈刮愈烈。
现在不少高校专以此种学院派论文来考核教师，凡此种成果以外的东西，一概不予承认，更厉害的则凡不在所谓核心期刊上发表的一概不予承认。在这种严厉的二不主义笼罩下，路子愈走愈窄，而真正高明的学院派论文却不甚多见，不少高校学报里垃圾成堆。
真正的学院派论文当然是重要的，学者也应当写这样的论文。鲁迅就写过《〈嵇康集〉考》等正儿八经的论文。你我先前亦多年干这种活儿，不免厌倦，所以现在多来点轻性论文正合适。
轻性论文不大引经据典，引文虽然免不了也得要有一点，但很有控制。所谓“轻性”，实为举重若轻，写此种文章必须胸有成竹，对所论的问题有深刻的观察和透彻的把握，思维活跃，发表有意思的分析和评论，而且还要讲究一点文采和意趣。
写轻性论文同样要有学问，要多看书，但绝不仅以材料取胜，倒是义理、考据、辞章全要在行，其中一、三两条尤为重要，而考证也不能是迂夫子式的纯述证，而往往多作点到即止的辩证，容易引人入胜。鲁迅写过不少轻性论文，如论社会问题的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、《论“他妈的”》，论思想问题的《论“费厄泼赖”应该缓行》、《从“别字”说开去》，论文学问题的《“硬译”与“文学的阶级性”》、《论讽刺》，论文学史问题的《破〈唐人说荟〉》、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，如此等等。与杂感、随笔相比，轻性论文总是要略为长一点。
杂感一般来说都相当短，所以鲁迅又称为“短评”。除了《热风》等五本以外，《伪自由书》、《准风月谈》、《花边文学》也都是杂感集短评集。在这些书中，也可能有少数例外，如《三闲集》中有两篇“夜记”――《怎么写》和《在钟楼上》，应当算是随笔。鲁迅在《三闲集・序言》中说：从写作时间上来说，两篇“夜记”本应收入《而已集》，但当时想“另成一书”，所以没有编入，而后来那样的随笔未及多写，现在就将它们收在这里了。可见鲁迅在编集子的时候，很有些文体方面的考虑，只是因为形势不容许他太多地顾及文体，只好采用编年的方法，“只按作成的年月，不管文体，各种都夹在一起”（《且介亭杂文・序言》），所以此后的《二心集》、《南腔北调集》和晚年的三本且介亭集，全都是这样编成的，其中包含了若干杂感或曰短评，也有不少随笔。我将来如果编新的集子，拟只取学术随笔和轻性论文。
杂感自然是鲁迅杂文的主要构件，瞿秋白编选鲁迅杂文，书名就叫做《鲁迅杂感选集》。近人对鲁迅杂文进行艺术上的分析，也往往多以杂感作为讨论的对象。学鲁迅的路子写文章的人，也多半写杂感，亦即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某种艺术性的短篇评论。而随笔和轻性论文，则大抵被忽略了。
随笔在《坟》、《三闲集》、《二心集》中已有若干，到《南腔北调集》和三本且介亭集里，就更多一些。所谓随笔，一方面来源于中国古代的笔记，另一方面更多受英国的Essay的影响，写法极其自由，几乎没有任何限制，可以叙事，可以议论，可以抒情，篇幅长短不拘，当然一般来说要比短评长一点，结构松散一点也无妨，大可随便谈谈，慢慢道来。鲁迅的随笔大抵以议论为多，富有学术内涵，写法雍容，在侃侃而谈中让读者增长知识，提高认识，得到启发、教益和愉悦。《拿来主义》是鲁迅随笔的代表作之一，几篇“夜记”和“题未定草”写法更是典型，文章平易生动，联想丰富，比喻杂出，而且像不少外国随笔那样，在从容议论之中，“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话，使文章增添活气，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，不容易疲倦”（《华盖集・忽然想到（二）》）。鲁迅晚年尤喜作读史随笔，对史事作意味深长的分析和评议，行文委婉老辣，无学究气，亦无火气，谈言微中，令人想起眼前的现实，像《且介亭杂文》中的《儒术》、《隔膜》、《买〈小学大全〉记》等篇都是。我最想学习的正是这一路随笔，可惜学不到手。当然我们也可以我用我法，不必完全像鲁迅。
随笔包括学术随笔在鲁迅晚年所作杂文中比重增加，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新动向，这应当是表明他晚年与时俱进，为文之道更上层楼。《且介亭杂文》中的《看图识字》、《阿金》、《病后杂谈》诸篇是鲁迅本人明确指为随笔的，准此以推，他的《拿来主义》、《说面子》、《脸谱臆测》以及上面提到的评史诸文也应当算随笔。同鲁迅的轻性论文一样，他的学术随笔如今似乎也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继承。你我当就这一方面多做点事情。
明天是劳动节，最近搞什么劳动？匆匆，再谈。
颂安！
弟 顾农再拜
2010年4月30日
顾农兄：
来示诵悉。平时我们电话里断断续续交谈的话题，经兄一写，显豁得多了。
兄依据鲁迅提出轻性论文概念，呼吁多写轻性论文、学术随笔，甚好。不过，写这类文字并不容易。文化环境是个大掣肘，学术评价机制掌握在不懂学术或不懂文科学术特点的官员手里，这个环境不作大改变的话，庶几乎难矣。即使有开明的领导，他也无奈当下钢铁般的评价机制。好几年前我们领导读到我在《文汇读书周报》“专稿”版一篇长文，他是懂行的，看出文章的学术性。可是碍于政策明文规定，凡不在指定的几种大报上发表一律不得以学术成果上报。他觉得可惜，建议再到哪个学报登一次。我心领了好意，却不想粘“两投”的腥气。现在更要求所谓的“核心期刊”，真是形而上学到家了，也正是官员们郑人买履式的偷懒。核心刊物的文字，未必篇篇都有多强的学术性，非核心刊物有时也能读到很具学术见识的文章。本来这是显而易见的事，他们偏偏不看文章，只问标签。记得有一阵我常常将研究中的边角料写成普及性文章登在南京的《民国春秋》杂志，这是一种很普及的刊物。然而不知怎么的，它竟然归属核心期刊。同事们奇怪我，从来不作成果上报它们。按标签似乎名正言顺，可哪里好意思冒充羊肉。你我不必再为职称为项目为其他什么去写那类学报论文了，而需要炮制它的同行们比比皆是，他们难以超脱的，不必苛责。
我说难矣，作者自身素养也是重要的原因。作轻性论文或学术随笔，义理之外尚需辞章。听一位杂志编辑叹苦，办刊既要保持学术品位，又要赢得众多读者，谈何容易！稀缺的是作者。别看到处有教授，他们干瘪的八股文章令读者敬而远之；文字漂亮的中青年作者也算济济，而且不乏快手，可是学术含量就很有限了，多的是二传手。兄说到鲁迅兼擅论文和随笔，我想，其缘由乃集作家、学者于一身。何止鲁迅呢，沈从文的《新诗的旧账》《性与政治》也是此类的漂亮文章；还可以举出朱自清的《新诗杂话》，谈诗的感觉，诗的哲理，诗的幽默，诗的朗读，十多篇成一系列。郁达夫、闻一多、梁实秋、施蛰存、朱光潜、李健吾，无不有漂亮的轻性论文、学术随笔。举不胜举，一个时代形成的风尚。到80年代，健在的老作家笔下仍余韵悠悠，施蛰存《丁玲的“傲气”》就是。我在学生时代读过一本刘大杰关于《红楼梦》的小册子（书名忘记了），虽不能识得其学术价值，但十分喜爱它的文采，阅读的喜悦美好的回忆至今犹在。这些作家，也都在大学里教书或教过书。王蒙针对作家的学养欠缺曾经提出过作家学者化的命题，那么针对今日的文学研究人员，是否也可以希望他们作家化？当然，难处在于文学创作不算成果，他们岂敢分散精力。考核中文系教师排斥文学作品，是由来已久却不大高明的规则。
文学评论文章正襟危坐起来，好像起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。那时一切学习前苏联老大哥，文学更得努力地学。日丹诺夫们的观点、思维，乃至文风一股脑儿影响我们的作者，文章里性情没有了，特色没有了，仿佛一个模子铸的标准件。再加上火药味儿，便造就了批评家姚文元这个样板，面目可憎。初写文学评论的青年不辨良莠，多争相仿效姚的路子，一代文风大变。其实前苏联除正统的日丹诺夫，另外还有不像他们那么写的人，例如帕乌斯托夫斯基。其《金蔷薇》翻译到中国很受文学青年欢迎，也是我学生时代喜爱过的一本书。前些年重新出版了这本书，听说依旧很受欢迎。80年代一批新锐引进西方概念，其中还夹杂了自然科学的概念、术语。运用于文学评论，它的贡献这里不论，那种诘屈聱牙的文字竟也赢得追赶时髦的青年学者热衷，很有几位新秀以文字生涩著称。然而终究太为过头，不能在学界生根，只作今日谈资罢了。
文学评论，尤其是作家、作品的评论，应该写得漂亮，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”。它终究不是思想评论、社会评论、经济评论。诚然，探讨学理的文章，讲究全面、周密、深邃，就不宜苛求它文字的可读与否。有的论题，必须繁复论证才行，不然殊难阐释透彻，不足以说服人，亦难见其“重”。例外也是有的，记得蒋和森的《红楼梦论稿》，厚厚一大本，印象里文采斐然，读得不累。兄是治汉魏晋那段文学的，《文赋》《文心雕龙》皆杰出的例子。“神思”、“风骨”、“情采”诸篇，所涉都是不易说清楚的文学道理，而刘勰条分缕析，词采飞扬。以形在江海心存魏阙的比喻解释“神思”题目，已经成了经典。古代文论里不少名篇，曹丕的《典论・论文》，韩愈的《答李翊书》，即轻性论文或随笔。有的短小文字集腋成裘，成为传世名著，如谢榛的《四溟诗话》、王夫之的《?斋诗话》。说到诗话，宋以降蔚然成风，它和后起的词话，酿成颇具中国特色的批评文体。这两年举国上下大讲“国学”，讲得内涵和外延越来越叫人糊涂了。古代文论的传统是否包含其内呢？即使不用国学的旗号，我们也应该发扬诗话、词话的这个传统，它们虽短小，却脍炙人口，且多隽永语句。
从轻性论文、学术随笔写作本身，兄说了与正格论文的差异，这差异还取决于读者对象不同。同行专家，自可拿高头讲章，慢慢与之穷究其理。若一般文学爱好者，对正格论文是没有兴趣和耐心的。学问不应该总关在学院里，研究的提升、发展，少不得专家做些普及文字，水涨才能船高。但是这文字要做得一般读者喜爱看，专家读来也不无启迪，所谓雅俗共赏，实非常不易的事，学养和才气缺一不可。兄宜担此重任，弟翘首以待。
打住了。正如我们时常感叹的，有些本来是基础常识的东西，如今还得费舌去絮叨。看来，再怎么絮叨它，效果如何是不太敢乐观的，就像天天指斥学术腐败，它照样地腐败，并无收敛之势。文风尚不至于如此吧。
犬子回来看望病中母亲，我岂能不围着她母子劳动？为此信迟复了几日，见谅。谨颂
衰年变法成功！
弟 学勇
2010，5，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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